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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世界居士佛教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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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子-作為中國第一位居士佛教的代表人物 Huang Chun-Wei 一、前 言在過去，當我們開始討論到有關民國初年，中國居士佛教代表人物的時候，都會不期然地提到楊仁山居士，甚到乎更有人推崇他為「現代中國佛教復興之父」(The father of recovering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Buddhism)。事實上，當代中國佛教的復興運動，的確是由楊仁山居士所發起的；而在當代中國的佛教史上，由他一手所創立的「金陵刻經處」，也的確是第一所私人性質的佛經印刷出版機構。他一生從事刻經事業，到處講學，以及培養佛學人才，對於當代中國佛教史的發展，的確是有再造之功；而他所培養的門下弟子，如太虛、歐陽漸、梅光羲、李證剛等，都是民國初年之間，第一批佛教界的頂級人物。因此，當代中國佛教的復興，的確是跟楊仁山居士有關。 然而，當我們談到中國居士佛教起源的時候，卻又剛剛好跟這一位在家人—牟子(牟博)，是息息相關的，這不能不說：這又是另外一個巧合罷了。因此，假如我們稱讚楊仁山居士為「現代中國佛教復興之父」的話；牟博則應該是「中國居士佛教創立之父」(The father of founding in Chinese Layman Buddhism)。所以，牟博居士以及楊仁山居士，都可以說是中國居士佛教的代表人物，而其中更以牟博這一位居士，作為開啟了儒、道、佛三教會通的第一人，是漢傳居士佛教中第一位三教會通的思想家。 當討論到印度佛教最初如何傳入中國的時候，我們都會習慣地把中國西域所傳的絲路佛教，作為佛教入中國的最早起點。例如，湯用彤先生在他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一書中即有說：「最初佛教入中國之記載，其可無疑者，即為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奢經。」 事實上，湯用彤的這一番話，主要是以後漢西域沙門迦葉摩騰，共竺法蘭所漢譯的《四十二章經》的「序言」作為根據，而且，湯用彤對於《四十二章經》「序言」的這一番話，竟表示了贊同之意。例如，《四十二章經》的「序言」 中所說的： 昔漢孝明皇帝，夜夢見神人，身體有金色，項有日光，飛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悅之。明日，問群臣：「此為何神也？」 因此，印度佛教的最初傳入中國，據歷來佛教史學家所公認的，應該就是「昔漢孝明皇帝，夜夢見神人，身體有金色，項有日光」，作為印度佛教最初傳入中國的證據。這一傳說的最早記錄者，應該就是《四十二章經》的「序言」，而為《牟子理惑論》在第21個問題中所引用。事實上，《牟子理惑論》一書，應該是屬於漢獻帝時候的作品（A.D.200）。論中第21個問題曾經問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耶？」這正表示了漢地始有佛教，應該是從漢孝明皇帝夢見金色的神人，遣使求法開始的。而《四十二章經》的「序言」則敘述了漢孝明皇帝的遣使求法，與《牟子理惑論》中所引用的，是大體相同的。同時，這也同時充份證明了：《牟子理惑論》已經明顯地引用了之前的《四十二章經》的「序言」，所以，《四十二章經》的「序言」應該曾經為《牟子理惑論》所參考。同時，早在漢桓帝延熹九年（A.D.166），襄楷疏上的《太平清領書》，也曾經有引用《四十二章經》的痕跡 。 另外，在《四十二章經》的「序言」中，稱呼當時的明帝是「昔孝明皇帝」，由此可見：《四十二章經》的「序言」的寫作時間，應該是在漢明帝以後很久的憶述。那麼，漢明帝夢見金人，遣使求法的開始記錄，總在明帝以後，到桓帝延熹年間（A.D.76-56），可能就是最古老的傳說罷了。 而荷蘭萊頓大學教授許理和(Erik Zürcher)，在他有名的著作《佛教征服中國》(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則說道：「事實上，佛教何時傳入中國，已不可得知。它可能從西北慢慢滲入，經由橫跨歐亞的絲綢之路上的兩條支線，在敦煌進入中國，並且從那裡穿過河西走廊進入『關中』和華北平原，那裡正是後漢都城洛陽坐落的地方。這種滲入可能發生在公元前1世紀半葉(中國勢力在中亞鞏固的時代)和公元1世紀中葉(佛教的存在首次在當時的中國資料中得到證實)之間。」 事實上，我對這兩位學者的看法是完全不表贊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佛教的傳入中國是不應該以西北印度「貴霜王朝」(Kusana)的迦膩色迦王(Kani·ka；A.D.78-101)作為起點，而應該以「孔雀王朝」的阿育王(A§oka；B.C.273-232)作為更早的起點，才合乎印度本身的歷史事實。 二、牟博與《牟子理惑論》牟子原名是牟博，他是廣信地區的人士，所謂的「廣信」，應該是指：現今廣西省的梧州(蒼梧)，以及廣東省的封開等交界地帶；也就是指：梧州的桂（漓）江以東，以及封開賀江以西（即封川）地區，更包括現今越南北部地區。這一種説法，主要是依據後魏酈道元的《水經注》而作出的推論。因為，在《水經注》卷三十六的《温水篇》 中指出： 鬱水（即西江）…東延蒼梧廣信縣，漓水注之。……臨水（賀江上源）又逕臨賀縣東，又南至郡，左會賀水。……臨水又西南流，逕郡南，又西南逕封陽縣東，爲封溪水。 縣在封水，又西南流，入廣信縣，南流注入鬱水，謂之「封溪水口」也者。 由此可見，廣信原址就是廣西桂林的灕江、賀江（封水）分别匯入西江的地帶。所以，廣信就廣東的封開，以及廣西的梧州，當然，更包括現今越南北部地區所代表的共有歷史文化，。 牟博是在漢獻帝時隨著母親從中原落籍到廣信，也就是一般所稱的「客家人」，他原是一位儒家學者，同時，又通曉道家學説。自從他到達廣信之後，即開始研究自海外傳入不久的佛教，成爲了一位精通儒、道、佛三教的著名學者，他更以吐火羅文的pèd (buddh)「佛」的一字，來翻譯「浮—屠」(bud-dho)；或者是「佛—陀」(bud-dho)的音義 ，並首創「佛教」(Buddhism)這一個名詞，在當時的交州纍樓一帶，也就是現今越南河內的北寧省，提出了首創的「三教合一論」。他並以一問一答的設問方式，完成了中國佛教史上第一部由在家居士所編著的巨著—《牟子理惑論》，全文共37篇。無怪乎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季羨林，在他的<浮屠與佛>一文 中指出： 「浮屠」(bud-dho)、「浮圖」(bud-dho)、「復豆」(fud-dho)和「佛」(pèd；buddh)不是一個來源。「浮屠」、「浮圖」、「復豆」的來源是一種印度古代方言；「佛」的來源是吐火羅文。 因此，所謂的「浮屠」、「浮圖」、「佛陀」，其實都是源自巴利文bud-dho的音譯；而「復豆」則是古漢音從bud到hud的新轉音，最後，才轉變成fud音。所以，「佛」、「浮」，都是發bud的古漢音；而「復」則發hud的新漢音；後來才轉變成廣東話的fud；或者是現在國語的foud，phoud。至於漢字中「佛」的一字，則主要是從中國新疆吐火羅文(Tukhrien)中pèd (buddh)的漢字對音而來。根據季羨林先生的說法 ： 根據上面這些事實，我覺得，我們可以作下面的推測：中國同佛教最初發生關係，我們雖然不能確定究竟在什麼時候，但一定很早。而且，據我的看法，還是直接的；換句話說：就是沒經過西域小國的媒介。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佛教從印度飛到中國來的。它可能是先從海道來的；也可能是從陸路來的。即使從陸路經過中亞小國而到中國，這些小國最初還沒有什麼作用，只是佛教到中國來的過路而已。當時，很有可能已經有了直接從印度俗語譯過來的經典；《四十二章經》大概就是其中之一。「浮屠」這一名詞的形成，一定就是在這時候。…到了漢末、三國時候，西域許多小國的高僧和居士都到中國來傳教，像安世高、支謙、支婁迦讖、安玄、支曜、康居、康孟詳等，是其中最有名的。到了這時候，西域小國對佛教入華才真正有了影響。這些高僧居士譯出的經很多，現在推測起來，他們根據的本子，一定不會是梵文原文，而是他們本國的語言，「佛」這一個名詞的成立，一定就在這時期。 因此，如果要仔細研究《牟子理惑論》的思想內容，就必須要對《史記》、《前漢書》和《後漢書》所代表的漢代中國史料和西域史料，都要相當熟悉的。同時，還要對漢代所流傳的《詩經》、《書經》、《禮記》、《易經》、《春秋》所代表的「五經」；加上《孝經》和《樂經》所代表的「七經」，還有老子的《道德經》、莊子的《南華經》，都要作深入的研究，如此，才能正確整理出有關《牟子理惑論》37篇的整個思想頭緒。 三、結論綜合以上所述，牟博對於中國漢末居士佛教的重要貢獻，是具有其多層次的歷史意義的：
由此可見，所謂的「牟子現象」所代表的中國居士佛教，並不是單一的、個别的、偶然的，而應該是帶普遍性、持續性的一種儒、道、佛三教文化融合現象。因此，繼廣信時期的所謂「纍樓佛教」，到了梁武帝時代的所謂「彭城佛教」，一直到隋唐時代洛陽、長安的所謂「絲路佛教」之後，才會出現珠江三角洲佛教文化的聖哲—六祖慧能，成為了中國禪宗思想的代表性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