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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佛教文化传承与传播的特质

越南释妙如法师

佛教文化的传承内涵十分丰富，包括佛教經典、戒律、义理、仪轨，以及种种修持方式等，传承的方式多种多样，重要的如校对、标点、传译、讲习、传授、传心等。传播因为适应时代，适应社会以及适应大众的需要，佛教弘法者陆陆续续地采用了各种各样的转播例如：采用电视、电脑打字、激光照排、录音录像、同步翻译、网络等措施，以加强弘法的现代化程度。

1、佛教文化传承

佛教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佛教藏经是珍贵的世界文化财富。佛教传入中国已逾二千余年，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译经与修藏一直伴随着佛教的发展而不断前进，从而形成了汉传佛教特别重视文化的优良传统。所谓修藏，就是将历史上产生的佛教典籍进行收集整理的工作。中国汉传佛教所修治的藏经俗称为“大藏经”。
大藏经是汇集佛教一切典籍的一部全书的总称。主要由经、律、论三部分组成，所以又称为“三藏经”，“藏”有容纳收藏的意义。世尊灭度不久，弟子们为永久保存佛陀所说的教法，就开始进行遗教结集，这是印度藏经的形成。佛教传世2500多年，经典的流传大体经过背诵、书写、印刷三个阶段。最初结集三藏时，只是通过问答的形式把佛陀所说的教法编成简短的语句，其后才有书写流传。
佛教文化的传承，是佛教的三大要素是佛、法、僧三宝。三宝之中，就应身的释迦佛而言，他虽然创立了佛教，但色身肉体已经离开了人世间，不能直接教授佛弟子来学佛；僧是释迦佛的弟子，但是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僧，必须实践佛法、拥有佛法，而且能够传承佛法。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法”是一个连接古代与现代，沟通佛陀与大众的媒介，是佛教在世间存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佛法的价值就在于被人使用、实践并推广于世间，用佛法来提升自己的生命，净化社会，利益大众，带动社会不断向更高层次的文明发展。这是佛法的作用，也是承载佛法的佛经的作用。佛法再好，如果没有人理解它，吸收它，没有人传播它，那就是死的，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而承载佛法的佛经如果都成了一种“文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不是真正的“佛法”了。
要想使佛经发挥上面所说的作用，那么，就必须对佛教的典籍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做出不同形式、不同层次与不同状态的调整和变通。古代的佛经，最开始从印度翻译过来的时候，是文言体且没有加标点，古人受过训练，可以直接读没有标点的典籍，可以读文言文，但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数适应的是白话文、简体字，大多是读不了没有断句的典籍的。在这种情况下，佛经如果没有适应于时代的变化，没有对古代的经典进行形式上的变通，没有将这些佛经典籍标点、校勘，那么，每一种佛经都像是文物，而时间一长，佛法也就走进了博物馆，而走进博物馆，对于佛法来说，其实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当然从物质角度、文物保护角度来说，保护佛教文物是非常好的事情——如果佛经都成了文物，佛法没有实践作用的话，就丧失它们的生命力了，就没有意义了。实践与应用是佛法在世间存在的生命力之所在，所以我们要将佛经传播下去。

2、经典传播的重要性

在现代社会传播经典，就是校对佛经，不断地对它的形式进行变革，适应时代，适应社会，适应大众，根本上还是为了佛法的传播，为了社会的进步。因此，校对、标点藏经是必要的，是必须的且有意义的。
中国现存汉译大藏经，是自后汉（公元1世纪） 以来从印度和西域各国输入的各种佛经原典翻译过来的，自汉至隋唐，都靠写本流传 ，到北宋初年刻本佛经出现 。由于佛经的翻译越来越多，晋、宋以后就产生经录，记载历代佛经译本的卷数、译者、重译和异译等情况。有经录就有典籍汇集出现，历代刻藏就是佛典汇集的体现，佛典汇集出现，汉文大藏经形成。汉文大藏经内容非常丰富，它既是佛教徒研修佛学的重要典籍，也是学者们研究古代东方文化的重要资料。
自第一部藏经出现至今，中国历代编刊的佛教大藏经多达二十几种，其中多数有印本存世。相对而言，这二十多种藏经中，以清代的《龙藏》规模最为庞大，内容最为完整，也最具整理使用价值。
18世纪中叶，中国处在“康乾盛世”的国富民殷、文化昌盛时代，此时的文化事业经籍繁盛、学术发达，文治之隆，汉唐以来所未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皇帝在北京贤良寺设佛教“藏经馆” ，由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主持，举全国之力编纂官版大藏经。雍正十三年开雕，乾隆三年（1738年）竣工。全藏724函，分正续两部分，正藏485函，续藏239函。
据清乾隆三年刊《大清三藏圣教目录》，这部大藏的名称为“清藏”，即“大清三藏”。 然而，它“龙藏”的名称影响更为广泛。据《大清重刻龙藏汇记》说：“龙藏全部统结用板七万九千另三十六块，计连十五万四千二百十一连”。当时直称“龙藏”，可知这部大藏经是清朝最高统治者敕命雕造的、最具权威性的大藏经版本。清《龙藏》收录经籍1669部，7168卷，其中新敕命入藏的典籍有54部1127卷，是历代刻本大藏经中收录经籍总数最多的一部藏经。这些典籍涉及疏注、史传、诸宗著述等多方面的资料，有着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据雍正皇帝所撰《御制重刊藏经序》所说，《龙藏》编修的背景是其对明《永乐北藏》等大藏经校勘不精不满意，方令鸠工重刊。它以明《永乐北藏》为底本，但比《永乐北藏》增加不少新内容，还重新进行了校勘，因此《龙藏》是中国历代大藏经中“错简伪字”最少的一部精校本大藏经。
清《龙藏》价值非比寻常，还在于它是中国刻版大藏经中刻板唯一幸存的一部藏经。《龙藏》刻板材质要求之严、数量之巨，堪称一绝，令人惊叹。经版由梨木雕成，总重480吨，刻成时存放于皇宫武英殿，后移藏于北京柏林寺。新中国建国后，先后保存于智化寺和云居寺，现在收藏于北京昌平专建的藏经库房中。《龙藏》历经二三百年沧桑岁月，虽然有丢失和损坏，但仍有73024块经板完好地保存下来。正是这样，1988年文物出版社才能用这些经板，补刻刷印了78部《乾隆版大藏经》 。《龙藏》是中国大藏经史上最后一部刻本大藏经，为中国佛教文化保存了十分珍贵的大量文献。
《龙藏》价值极高，可是由于它与历史上其它的藏经一样都是刻板，经文不分段落，没有标点，非常不适合现代人的阅读研究。因此，约二十世纪初，世界各国不少有志于佛教文化传承事业的人们就开始进行佛教大藏经的校勘、断句工作。
其中相对成功的，是七十余年前由日本学者高楠顺次朗、渡边海旭为都监、主持编辑的《大正新修大藏经》 。此藏略称《大正藏》，全藏共100册，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流行最广的一部汉文佛教大藏经，也是学术界所公认的、具学术引用性的权威性大藏经。它的出现，是汉文藏经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此藏编修时，动用了当时日本佛学研究界的大部分力量，投入的人力、财力堪称空前，而且整理中参考其它多部藏经进行校勘，并加以断句，改变了过去藏经无标点、段落的历史，解决了刻板藏经不便阅读的困难，所以它一经面世，很快风行全球。于《大正藏》之前，日本学术界还编修出了《卍字藏》、《卍字续藏》等几部佛教大藏经，《卍字续藏》收录的典籍，许多《大正藏》中都没有收录，而且也都进行了校勘、标点、分段。因此之故，《大正藏》与《卍字续藏》几乎成为当代佛教学术研究必备的两部藏经文献。
《大正藏》与《卍字续藏》开藏经编修历史的先河，为佛学研究者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可是，由于时代与环境的局限性，它们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最为严重的有三点：一是当时的校勘者（多为高等院校的在校大学生）有许人多并不太精通汉语，尤其是古代汉语，因此断句错误非常之多，这极易引起人们对经文义理的误解。二是分目不合理，有些相当混乱。三是中国著述录入太少，尚不及日人著作的一半，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偏向，这造成大量中国古代的优秀佛教著作无法被人使用，所以于这两部藏经毁誉参半，争议颇多。
就中国而言，从民国时期，佛教大藏经的现代化编写之路开始进行。由上海富商哈同夫妇出资、由宗仰上人及章太炎居士等人于1909年主持编修的《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简称《频伽藏》），由上海普慧居士主持编修的《普慧藏》 ，由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居士、吕澂先生等主持编修的《藏要》 都是藏经整理的新尝试。此三部新编藏经中，以《藏要》的编校最为精细，贴近现代化，可惜半途而止，内容过少。而《频伽藏》与《普慧藏》皆因编录时间、环境的限制，收录内容与校对方面相当草率，不够精致。甚至，《普慧藏》只是半途而止，没有形成一部完整的藏经。
大陆当代新编大藏经，已面世的只有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藏经》 。此部藏经由前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主持，由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所长任继愈主编，自1982年开始，至1994年出版，前后历时13年，全套共106册。此部大藏经算得上当代中国官修大藏经，也投入不少人力、物力，可是由于它采用的是影印出版方法，没有断句，加之编目不太合理，所以现代人仍然无法使用。
目前，大陆已整理完成的一部大藏经是由吉林出版集团和江苏可一集团于2007年底出版的《频伽藏》，它所用的的底本就是民国期间编辑的《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基本还是影印状态。大陆已公布的大藏经整理工作还有李家振先生主持的《赵城金藏》整理、云南出版集团与东方出版中心合作的《新编汉文大藏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华大藏经·续藏》、等几处，但皆尚在进行或计划中。
台湾佛教的文化事业近四十年来突飞猛进，佛教藏经的编修也有一定发展。1954年，屈映光居士发起编修的《中华大藏经》就是一个尝试，虽未成功，却开先例。现在，佛光山出版的《佛光大藏经》系列、法鼓山电子佛典编辑委员会制作的《电子佛典》（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都是具体成果的展现。二者内容都堪称精美，也具实用性，可是美中不足的是：《电子佛典》只是按照日本《大正大藏经》及《卍字续藏》中的印度、中国著述部分而进行电子化，典籍太少，而且未免日本版藏经的错误。《佛光大藏经》系列都是按照中国佛教宗派而进行的整理工作，且就宗派典籍而言，也有录入有未录入者，整体感不够；而且，佛光藏的断句完全采用现代汉语标点，现代汉语标点标示佛教典籍，目前的标点符号数量远远不够使用（增加还是不增加新标点，是用现代标点整理藏经的一大争议，目前学界、教界尚未有定论），这造成相当多句子无法合理断句。
2009年7月，中國大陆佛教界刚刚组织出版了一部《标点、校勘版〈御制龙藏〉》 ，《标点、校勘版〈御制龙藏〉》标点方式为传统的句逗式，既可方便佛学研修者阅读使用，又可避免“现代汉语标点方式”标点不足带来的断句弊端，是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的体现，可谓独树一帜。
这样的标点，可能还有一些局限性，不过已经很不容易了，毕竟这是现代化佛教藏经所要迈出的必需的一步，这已经是中国《藏经》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了。以后的更加现代化的藏经，是必须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才能继续前进，继续提升。
《御制龙藏》是中国佛教大藏经编修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亦作为大陆第一部最精美的排印、勘正、句读本大藏经，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总计收录历代汉文佛教典籍约1669部，7168卷，1亿余字，全藏共108册，囊括了中国历代汉文大藏经所录经籍的绝大部分内容。它上承中国佛教千年藏经编修历史，下启佛教大藏经现代化的潮流，是中国佛教大藏经刊印史上的一次创造性工作，堪称华夏佛教文化的又一巨大进步。
“标点、校勘版《御制龙藏》”不是藏经整理工作最圆满的水平，也不是最终的结局。正因为如此，所有关心藏经发展的人，关心佛教命运的人，乃至关注世界，都应该尽自己的力量来促进藏经的发展，争取比“标点、校勘版《御制龙藏》”更加现代化的藏经早日的出现，更多的出现，利益更多的人。

3、网路传播

关于网络技术在佛教传播上的运用，如：电子佛典，在今天这个资讯时代，网络已成为人类交流信息的一个重要平台。我觉得如何更好地利用网络技术是佛教教育、弘法的一个重要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
佛教学院鼓励学生们能够擅用网络，希望他们能够将学习、修行及生活在网络上呈现出来。在上面展现出自己的学习历程，这样一来就可以随时跟别人分享、交流、互动；而且随着学生们的成长，同时，学校也注重所谓的学位学习系统，并积极利用网络去推展。例如：课程的进度都在上面体现，学生可以在上面交作业、评分、互动。
还有，设计电子公文，批公文几乎没有资本，而且公文的存档检索都比较方便，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电子化的东西；而且学校的教务系统、学位系统、总务系统、会计系统、采购系统、图书馆也都实现了自动化，利用自有资源，还能够跟其他国家佛教或教育机构互动，通过网络就可以到全世界各地查书、借书、看新闻等。
此外，利用电子整理佛经。大陆佛教界出版的《标点、校勘版〈御制龙藏〉》，如果不是用现代的电脑技术去处理，那么不知道何时才能完成，而用电子技术去处理，经过短短七年的时间，就能完成了《御制龙藏》的编修与出版工作。

4、结论

因为适应时代，适应众生，适应整个社会都已进入现代化的进程，现代的生活方式已代替了以往传统的生活方式。在汉传佛教地区，已基本采用现代化的弘法方式，比如通过电视、电台、音像、网络等多种媒体进行，并以通俗易懂的现代语言对佛法进行诠释。
如今的时代早已是科技的时代、电子的时代，大多数人都喜欢使用电脑，以更好、更快、更多地接受、储存、处理各种信息，为随顺世人日益变换的接收方式、联络及沟通媒体，佛法教育、传播手段当然也要更上层楼，以免落伍跟不上时代发展。所以我觉得传播将来如果能够跟教学机构或者一些做出版机构合作应该更好。这是佛教教育、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必然。
过去“诸佛出現於世，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為眾生演說諸法，欲令眾生悟佛知見故。” 佛陀出现在世间也就是為度众生，因为众生的根机不同，所以佛陀也用无量法门，令众生了解佛法，现在我们要发扬佛陀的精神，把所有的佛经传播下去，让更多人能得到佛法的精华与利益。

参考书目
释印顺《太虚大师年谱》，台北市：天华出版社，1978年，初版。
方广锠著，《八十一世纪佛教大藏经史》，“汉文大藏经帙号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欧阳竟无居士、吕澂先生，《藏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1991年。
李富华、何梅著，《汉文大藏经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