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居士成为弘扬佛教文化的重要力量，由居士组织的佛教团体更如雨后春笋不断出现。这些团体在组织佛学研究、创办佛教刊物、从事社会慈善事业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仅推动了近代佛教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而且也吸引了一些西方来华传教士的注意。挪威传教士艾香德牧师(Karl Ludvig Reichelt，1877～1952)就是一位深受居士佛教影响的人物。
1903年，艾香德受挪威外邦传教会的派遣带着家人来到中国。同年12月，他在湖南宁乡从事教育和基督教教会工作时，接触到中国佛教，深受吸引。1905年，他与未婚妻葛海丝小姐在庐山牯岭结婚后，又返回湖南宁乡工作。1910年，宁乡的教堂被战火毁坏，他才于次年回国述职。 艾香德初次来华的这段时间正值清末民初，中国佛教的发展面临着新的局面。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不少僧侣也积极支持并参加了这场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民国政府建立后，孙中山对佛教僧侣这股特殊的革命力量十分重视，他高度赞赏慷慨资助革命的宗仰上人（1861～1921），常与之共商革命大计。民国八年（1919），孙中山还专门拨银币一万元用以修缮当时宗仰主持的南京栖霞寺。1912年，佛教居士李政纲等发起成立佛教会，曾向政府申请立案，孙中山专门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复信佛教会，对佛教界“求世界永久之和平及众生完全之幸福”的宗旨给予肯定，并阐述了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对民国时期佛教的发展和居士佛教的兴盛起到了促进作用。 自佛教传入中国后，那些受过“三归”（又称“三皈依”，即皈依佛、法、僧三宝）、“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的在家佛教徒，被称之为“居士”。由于在家修行的居士是代不乏人，居士佛教在中国逐渐发展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到清代时，佛教界出现了一些衰落萧条的景象，但在家居士的研佛弘佛却成为推动佛教发展的重要力量。
从中国佛教传统看，僧侣是为了信仰而出家修行的人，他们一向是推动佛教发展的承担者。居士作为在家奉持佛法的修行人，则为佛教的护法者，即护持者。近代居士佛教的兴起既有利于佛教整体在社会中地位的提高，但也给佛教僧团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当时佛教界内部出现的一些腐化衰败的现象，经常受到来自居士方面的批评，而这种批评往往是有的放矢且经常切中要害的。随着以居士为主导的佛教团体日益增多，在普通信徒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具有前瞻性思想的佛教界人士，如敬安（1852～1912）、月霞（1858～1917）、谛闲（1858～1932）等开始大声疾呼革新佛教，尤其是太虚大师（1890～1947）结合着时代的需要而为振兴佛教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太虚大师早年从杨文会居士学佛，后又受革命学说的影响，立志以“佛化救国救天下”。1913年，太虚大师在敬安追悼会上提出了佛教“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的主张，号召佛教自身进行改革，掀开了近代佛教文化复兴运动的新的一页。在近代佛教文化复兴运动中，杨文会（1837～1911）、欧阳竟无（1870～1943）等一批居士佛教学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更是令人瞩目。1866年，杨文会在南京创办了金陵刻经处。1922年，欧阳竟无在金陵刻经处的基础上创立支那内学院。佛理的玄奥，佛学的精深，佛化的妙用，吸引了许多爱好佛教的学者与社会名流，谭嗣同、梁启超、梁漱溟、鲁迅、章太炎、熊十力、唐君毅、吕澂等都前来支那内学院听他讲说佛学，南京成为民国时期居士佛教兴盛的地区。当时“佛教在中国的趋势，庙宇式的迷信，果然渐渐地消沉，而居士派的研究，却一天膨涨一天，试观今日的知识阶层，十九都表示对于佛学的欢迎。” 一些基督教传教士也受居士佛教的影响，逐渐意识到“不研究佛学，不足以传道” ，其中就包括艾香德。
艾香德在欧洲进修几年后，又返回中国，在汉口附近的一所信义会神学院任教，直到1920年第二次回国述职。在神学院任教期间，艾香德经常利用假期到佛寺和道观中去参观，甚至住在寺院道观中，与佛教徒和道教徒一起研究佛道经典，讨论宗教与人生等问题。艾香德通过这种访问活动，一方面更直接地了解佛教与道教的宗教教义与仪式活动，另一方面，也积极向僧侣道士传播基督教信仰和耶稣救人救世的精神。在这一过程中，艾香德开始意识到，来自不同宗教的人应当彼此了解，建立感情，建立友谊。于是，他努力学习汉语，通过阅读汉文经典，研究中国宗教，尤其是大乘佛教。“就在艾香德回国述职前夕，他拜访了南京附近的一所佛教寺院，使他认识到佛教的信念能够在基督中实践出来。正是这次对寺僧的宣道，使他来中国后第一次接受了一位佛教僧人宽度 的受洗。这使他对向佛教徒传播基督教获得了信心，于是趁回国述职之机，极力向挪威差会宣传向佛教徒传播福音的重要意义。” 艾香德虽然是西方人，但他热爱中国文化，了解佛教和道教在中国宗教中的巨大影响，因此，他倡导基督教应在各宗教团体中，作宗教徒的友谊工作，先从佛、道二教着手，然后再及其他宗教。因为从历史上看，中国能容纳各种宗教，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宗教战争，所以在中国最适宜开展各宗教之间的对话交流。只有先消弥基督教与中国宗教之间的隔阂，才能促进基督教与佛教、道教之间的相互了解，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开辟道路。1920年，艾香德发起“宗教联合运动”。虽然这是一种基于宗教对话而达到的宗教联合的运动，但这种宗教联合，用艾香德的话来说，是宗教家之联合，而非宗教合一。
艾香德认识到，“中国最广泛而人数最多的宗教，当首推佛教，因在组织与虔诚的生活中，表现了其丰富的思想。” 因此只有了解佛教，尤其是居士佛教，才能更好地传播基督教。艾香德回国后，不仅积极在瑞典、丹麦、挪威发表演说，向人们宣扬他的宗教联合的工作意义与具体计划，而且还用挪威文著有一本研究中国佛教的书籍，书名为Truth and Tradition in Chinese Buddhism ，挪威文原版于1922年于在瑞典出版，这是作者1921年春天应邀在瑞典乌普苏拉斯堪地纳维亚大学所作的系列讲演稿。演讲稿后由主持方瑞典整理出书。由于这是给西方普通大学生讲解他们十分陌生的中国佛教，因此艾香德只是简要介绍一些佛教的基本知识，但却有着西方人认识中国佛教的特殊视角。如书中非常细致地介绍了僧侣的拜佛仪式、对待佛经的态度。僧侣们在触碰佛教经卷时都相当恭敬，每天做功课念诵的经卷，一般是包在绣花的红色包袱皮里，摆放到阿弥陀佛像座下，而他们在自己僧房里使用的经卷，通常则是存放在一个小书匣子里面。 像这种细致观察和具体描述，在中国人的笔下就很少看见。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该书的英文本，书名题为《支那佛教教理与源流》，封面上印着作者的汉文名字“艾香德”，还列有一个副标题：A Study of Chinese Mahayana Buddhism ，表明它是讲述中国大乘佛教的。该书出版后销路非常好，到1932年已经出版发行了三版。每次再版，作者都作了新的增订。1932年日军炸毁了商务印书馆，该书的书版也在这场灾难中遭到焚毁，但在1934年，商务印书馆又很快第四次重新排印发行该书。艾香德利用这次重版的机会，又对文字和插图做了一些新的修订，较之旧版，反而更为完善。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出版这本书，居然选择英文而不是中文，可能是因为此书是写给西方人，尤其是给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看的，它的多次再版迎合了二十世纪初，西方人迫切地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佛教的要求。
艾香德在1922年又来到中国，参观了著名的支那内学院。古印度称中国为支那，佛教自称其学为内学，故支那内学院以此为名，并以“阐扬佛学，育材利世”为办学宗旨。支那内学院招收学员，教授法相、唯识要典，提倡在家居士可住持佛法之义，奠定了居士佛教之基础。艾香德在《支那佛教教理与源流》中对支那内学院和居士欧阳竟无都作了介绍。艾香德称支那内学院为一所“贵族式的”佛学院。人们在那里会碰到一群有教养的、好人家出身的中国人，还能够学到一点儿梵语，院中洋溢着一种很优雅的学术气氛和人文精神。凡是入院学习的人，都要学习四年方能算是够资格研究佛学。但他以传教士的眼光来看，又认为支那内学院里有一种重视学术研究的气氛，明显地缺少一种宗教热忱，这表现为全院上下一般不做佛教徒的日常宗教功课，每个人独自负责他自己的体悟与修行。这大概也是支那内学院比较重视佛教学术研究的倾向给外界留下的一种基本印象。
可能是因为受到居士佛教及支那内学院的影响，1922年，艾香德在南京和平门外创办景风山基督教丛林，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向中国佛教徒传播基督福音的工作上。他不仅向一般民众传教，而且还吸收佛教徒、道教徒和佛教居士来这里学习，主要是向他们积极传教，以实践宗教联合运动。因此，景风山称为“丛林”而不是“教堂”，乃是借用佛教术语来消弥佛教徒对基督教的抵触情绪。艾香德还提出，基督教要走入中国人的生活，就是要使教会通过与中国文化结婚，洗刷去西洋文化色彩，走中国化的道路。他甚至主张在基督教的礼拜仪式中吸取一些佛教的内容，例如，布道时，牧师可以穿佛教服饰，引用一些佛教经文来诠释基督教义，做礼拜时敲钟、焚香、点蜡烛、跪诵祷文、唱颂中国曲调的赞美诗等。景风山上每日供应的膳食全是素菜。“艾香德博士在南京与佛教界人士交往，有六至七年之久，僧侣方面的受洗的人数，虽然不多，可是每年来访问或询道的僧人，多至千人，影响不可谓不大。” 艾香德创办的“景风山”成为一个颇具佛教化色彩的基督教场所，吸引了社会上三教九流人士前来访问。这究竟是基督教向佛教徒传教呢？还是基督教受中国佛教影响而出现了佛教化的倾向呢？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这两种倾向共同促进了基督教与佛教之间展开对话与相互了解。
为更好地了解佛教，艾香德积极与佛教僧人及居士交往。据《太虚大师年谱》介绍，1924年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太虚大师创办的“世界佛教联合会”在庐山大林寺召开，参加会议的国内代表有湖北了尘、湖南性修、江苏常惺、安徽竺庵、江西李政刚、四川王肃方、浙江武仲英、上海张纯一等十余人。日本有法相宗长佐伯定胤、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木村泰贤博士等，水野梅晓、史维焕为日语翻译。英国、德国、芬兰、法国等数名佛教徒，基督教徒艾香德等也参加了会议。艾香德是当时基督教新教中为数不多的积极了解佛教的人物，并与太虚大师在庐山上一见如故地成为朋友，并经常就基督教与佛教进行讨论。 正是通过这种基于不同宗教的相互讨论，艾香德也更加了解了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1925年，艾香德在金陵神学讲授《宗教概论》课程时，抛开门户之见，强调应在耶佛道儒回五教中，寻求真理的门径，取思想之精华，尤其是大乘佛教的无上般若智慧 ，表现出一种开放的胸襟和大同的眼光。该讲稿后由黄景仁用中文记录整理，上海广学会于1931出版。
艾香德努力学习佛学，甚至是佛学中最难的因明学。曾著有《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的宗教学家及教会史学家王治心受艾香德的影响，曾专门到支那内学院向欧阳竟无、吕澂和王恩洋请教佛学，后著有《基督徒之佛学研究》。为解决佛教因明学的疑难问题，王治心特地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到支那内学院听吕澂讲因明，“得吕先生的启示，始得略窥其门径，归而复治因明之书，若有所得。” 后来，艾香德曾为《基督徒之佛学研究》作校勘，还写了一篇英文序。此书中有几十页是讲因明要义的，满篇佛教术语，艾香德能为它做校勘，可见他对因明学也有了一定的研究。
北伐战争开始后，南京的景风山房舍毁于兵火，艾香德率院众在上海住了三年。1930年，艾香德把工作由内地迁移至香港，在沙田购置房舍创办“道风山基督教丛林”，作为人们研究宗教与修养身心之场所。为了吸引佛教徒和道教徒前来道风山，艾香德邀请丹麦著名建筑师艾术华（Johannes Prip Moller）为道风山设计了庞大的中国式建筑群，其标志就是十字架放置于佛教所崇奉的莲花之上，表达基督教向佛教徒传教的一种象征。1933年，道风山建成后，艾香德又于1935年在杭州创建了天风山，后又在云南大理、四川峨嵋、湖南衡阳等地建立起相类似的宗教场所。 艾香德是宗教对话，尤其是基督教与佛教对话的最早倡导者与实践者。他曾在道风山上设立“宗教文化友谊社”作为研究和联谊机构，每逢星期日晚间聘请对宗教文化有研究之专家学者轮流讲演，以便彼此认识和了解，进而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个人友谊。 今天，“此种纯宗教性之文化友谊运动，普遍设立分社于全世界各国。”
近代以来，居士佛教对中国佛教复兴所起的促进作用及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提升了佛教在基督教传教士心目中的地位，也成为艾香德能够打破各宗教之间的门户藩蓠，积极向佛教学习的精神动力。只有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佛教，才能更好地传道，虽然早在明末清初就成为一些基督教来华传教士的共识，如，利玛窦、罗明坚在来华之初曾削发剃度并身披袈裟，受到了佛教徒的欢迎，利玛窦到达肇庆的12年之后，才换上儒生的服装，蓄留胡须和长发 ，但与早期来华传教士相比，艾香德所创办的景风山及后来的道风山，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有了更多的佛教文化色彩。今天的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教堂不是西方教堂式的穹顶或尖顶，而是佛教式的圆坛，还专门建有供信徒、云游客人、访问学者居住的云水堂，虽然从外表看起来像是一座中国传统的佛教寺院，但其内涵仍然是基督教。1952年，艾香德在香港道风山去世，后人评价为：“在现代西方人士中，找不出第二位人物如他一样，能对佛教有那么深刻而透彻的了解，使基督教对佛教的和尚和领袖有那么大的影响。”
艾香德的这种佛教化的传教方式一向毁誉参半，既受到一些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佛教徒的赞同，因为它推进了各宗教之间的文明对话与和平交流；也遭到支持和资助他来中国传教的挪威差会和北欧差会联合会中的保守人士的坚决反对，因为它偏离了传统基督教的传道立场；更遭到一些佛教团体的坚决抵制，认为艾香德倡导宗教联合最终是要将佛教徒转化为基督教徒……。由此而连带出的有关中国基督教是否需要本色化及如何本色化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今天。这一切都与民国时期居士佛教的发展与影响有着一定的联系。民国时期，居士佛教的影响不仅仅推动了佛教本身的发展，它的社会影响力也波及到其他各种宗教，由此而引发出的宗教对话及宗教联合问题，在今天已成为世界宗教发展中的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宗教大同——艾香德博士百年冥诞纪念专集》，台湾宗教文化友谊社1976年版，第9页。
洪修平著《中国佛教文化历程》，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页。
王治心著《基督徒之佛学研究》，上海广学会1924年版，第1页。
王治心著《基督徒之佛学研究》，上海广学会1924年版，第2页。
艾香德在1921年用英文撰写 A Brief Sketch of the Historical Relation Between Mahayana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该书后由李路得鉴正、李原述辞、宽度校字，题为《佛教源流考》，在上海美华书馆出版。
何建明、赖品超著《看中国基督教的未来发展》，《基督宗教研究》 (第三辑)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
艾香德著《方丈的重生》序，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9年版，第1页。
Karl Ludvig Reichelt，Truth and Tradition in Chinese Buddhism，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49页。
高山杉著《外国哲学家和宗教学家笔下的支那内学院》，载《世界哲学》2006年第3期。
萧师毅著《道风山与将来》，载《世界大同——艾香德博士百岁冥诞纪念专集》，台湾宗教文化友谊社1976年版，第13页。
艾香德著《方丈的重生》，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9年版，第167页。
艾香德著《宗教概论》，广学会1931年版，第8页。
王治心著《基督徒之佛学研究》，上海广学会民国13年版，第62页。
高山杉著《外国哲学家和宗教学家笔下的支那内学院》，载《世界哲学》2006年第3期。
[挪威]田莲德（n.n.Thelle）撰《艾香德博士小史》，载《世界大同——艾香德博士百岁冥诞纪念专集》，台湾宗教文化友谊社1976年版，第9页。
天主教罗光总主教为《世界大同——艾香德博士百岁冥诞纪念专集》序，台湾宗教文化友谊社1976年版，第5页。
道教萧天石大师为《世界大同——艾香德博士百岁冥诞纪念专集》序，台湾宗教文化友谊社1976年版，第3页。
[法]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伦敦传道会韦经世牧师为艾香德著《方丈的重生》所写序，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