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佛教教育问题的探讨
强梵畅
论文提要
这篇论文，主要是敘述佛教所面临依人、依法、依境的问题，从三个角度来分析佛教教育必须面对及克服的困难。首先是要面临如何留住信徒的问题，这是“依人”的问题, 分析當代世界宗教市場的狀況 ；其次讨论学者非学者，这是“依法”的问题, 分析當代佛教研究者面對的佛法教義的問題 ；最后分析学术与非学术的问题，这是“依境”的问题, 分析現在學術界宗教界對佛法研究的方法及環境 。如果以唯识宗的分类，第一个问题是“人”的问题，是“根”的问题；第二个是“法”的问题，是“识”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外在环境的问题，是“境”是“尘”的问题。根尘境的境况，决定佛教的前途。本文由于篇幅及时间所限，只提出问题略作說明，相信读者当能深会其义的。
Summary
This essay was tried to describe the problems which the Buddhist Education are facing today. The first problem is the “Person”, including Disciple and Non-Disciple, The author use some data to show the religious map and try to define where is the Buddhist market and how much room for growing in the current world . The second chapter was tried to describe the “Law” or “dharma”, the problems on scholars and non-scholars, both in China and western world. The third chapter was tried to describe the problems of Academic and non-Academic , the “Environment” or “situation”, which introduce the general “ Methodology” of the Buddhist studies in the academic and non-academic world . The whole essay was just present the facts of the problems of current education situation of Buddhism. Should we able to overcome all these problems, it leave to the audience to think.
A、前言
佛教（Buddhism）现在拥有超过3亿以上的信徒，是世界第三大宗教。佛教创立于印度，流传到亚洲各国，已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影响深远。
今年（2009年）设于瑞士的国际联合宗教会（ICARUS）把佛教评选为“世界上最好的宗教”，世界宗教界的标准是以其精神为主，而不是比谁的教义多, 比誰的教徒人數多。
因为在过去的历史中，几乎没有一场战争是以佛教的名义而开战的。这与其他宗教显然不同。可见宗教界各领袖，是多么期望和平，至少不要为了宗教而打仗，而推展和平思想最诚意的就是以忍辱为精神的佛教。
佛教虽然表面上很兴盛，其实内外问题也 很多，而最重要的工作—“續佛慧命”，却始终是佛教延续成长的一大隐忧。本文想从三个层次来探讨分析，当今佛教所面临的教育问题。笔者想从信徒与非信徒、学者与非学者、学院与非学院三个方向来分析佛教教育界的问题。
B、论文本文
一、信徒与非信徒的问题
在我们研究佛教教育的时候，首先应弄清楚佛教教育的市场在哪里？佛教教育的对象是什么人？对于第一个问题,佛教教育的市场在哪里，我们应初步了解，现在整个世界各宗教的势力范围有多大。按美国Adherent 网站在2005年的公布统计表上，所有基督教派（包括天主教、东正教等）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33%，回教教派21%，印度教派14%，佛教6%，中国传统民间信仰6%，其他雜教6%，没有宗教信仰（包括无神论者2.4%）16%。而根据Wikipedia网上转载大英百科全书的同年统计，基督教信徙（包括一切門派）约20亿，伊斯兰教约12亿，印度教2亿，佛教3.6亿，中国民教3.89亿。而根据Pew 研究中心的研究，在2000-2005年间，伊斯兰教人口的成长比率是2.84%，而基督教只有1.32%，佛教只有1%。又据近期的一项统计，伊斯兰教信徒，已超过21亿，超过基督教派，成为全世界第一大宗教。从19世纪到现在，宗教的人口比率不断的改变，尤其现代思潮汹涌，新世纪宗教运动（New Age Movement）的冲击下，不但基督教市场被分化，有些佛教或中国传统的民间俗教，更加入这些新兴的教义，成为不伦不类的信仰，深深影响着大众。另据美国政府官方网站2007统计的数字，基督教派占世界人口的33.32%（包括16.99%天主教派），伊斯兰教为21.01%，印度教是13.26%，佛教是5.84%，无神论2.32%，无宗教信仰者占11.77%。而在佛教人口的分布中，几乎全部在亚洲各国，其中教徒在其国中所占比例如下：澳大利亚占2.1%，缅甸占8。9%，柬埔寨占96.4%，中国则是道教、佛教、天主教各占3%-4%，而回教是1%，印度却是印度教占80.5%，佛教连1%都没有（2001统计），日本的佛教徒人口占其人口总量的71.4%，日本神道教占83.9%，但有的信徒是两种都有（2005统计），南韩佛教徒占23.2%，新加坡佛教人口占42.5%，马来西亚佛教占19.2%。Laos寮國占67%，蒙古喇嘛佛教占50%，尼泊尔是印度教占80.6%，佛教占10.7%（2001统计），斯里兰卡佛教徒占69.1%，台湾佛道两教合为93%，基督教4.5%，泰国佛教徒占94.6%，美国佛教徒占0.7%，回教0.6%，越南佛教徒9.3%。
而在没有宗教信仰的全世界的16 %人口中，其中无宗教信仰者在其国中的比率是：美国占15%，英国占16.8%，加拿大占16.2%，纽西兰（新西兰）32%，澳大利亚17.5%，南非15.1%，越南占80.9%，新加坡14.8%，蒙古40%（2004统计），南韩49.3%，中国政府虽主张无神论，但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者，应当为数不少，从以上的几项统计数字显示，虽然佛教的势力范围多半局限在亚洲各国，但在大量还没有宗教信仰的西方国家中，甚至正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佛教仍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及市场。甚至，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2006年9月14日报导中，就指出，佛教在美国近年取得飞速的进展，已有信徒150万左右，是美国第四大宗教，其中1/3是基督教或他教改信佛教的。
第二个问题是，佛教的教育对象是什么人？
基本上佛教的群众是以信徒及非信徒两种人群所组成的。前者是指佛教的基本信众，包括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及在家的男女受过归依五戒的居士们。这些信众，虽然信佛的动机不一，但基本上是对佛教有坚定信仰的人群。第二种非信徒，又分为对佛教有好感的及没有好感的人群。有好感的人群，虽然没有归依佛门，成为正式居士，但却有向佛的心，逢年过节也会到寺院去烧个香供些果，偶尔有事，也会祈求佛菩萨保佑，香火钱也不会吝啬。另外没有好感的人群又分为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不管信什么教，基本上是有宗教信仰的）及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群。现在伊斯兰教的信众，已超过基督教，成为世界第一大宗教。伊斯兰教有他坚固的教条，对信众的思想影响非常深刻，我过去有位学生是回教徒，我上课上了一半，他只要该向圣地礼拜的时候，绝不会放弃礼拜，可见回教的教主在他教徒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地崇高。天主教基督教徒，那更是什么事，连吃口饭，也要感谢主赐的恩典。所以这些虔诚的伊斯兰教及基督教的教徒不易轉變成为佛教教育的对象。佛教在3亿多佛教徒中，有多少是虔诚的出家眾或教徒，依教奉行，實在弄不清楚.不知道这是不是佛教人为因素过重，或佛教的教理太多太烦，而修行却又要靠师父来度有关。佛教教理强调要“依法不依人”，这说明二个问题 : 一个是人的问题，一个是法的问题。佛教说三宝，就是先由出家的高僧们，来接引大众，接着追随修学佛法，最后证成道果。佛教甚至说没有大善知识的接引，修学不会有太大成就。所以藏传佛教密宗就把“上师”放到三宝之上。基督教的牧师是领着教徒去向上帝崇拜；许多佛教的上师或法师领着教徒学佛，学着学着却成了自己的徒子徒孙，早把什么佛不佛都忘了。宗教信仰的最大问题就是“情”，不是“理”，也不是“法”。所以，宗教狂热份子可以被他们的领袖煽动去暴乱，去自杀，去杀人，去反政府等。这说明宗教如果不走向“理性”及“法治”，只凭着感觉走，是件非常危险的事。过去有宗教战争，现在仍是因为宗教而争战不停，这就是宗教本身该检讨的事。强调盲目的崇拜，宣扬圣灵的感应，误导信徒的迷信，这是几个世纪前在神权时代的风气，奇怪的是，我们生活在高科技的物质世界里，而精神信仰却退步到远古的神权崇拜。而全球现在有无数的新兴宗教，甚至邪教投入到这个世界的宗教市场上，想尽各种花样，吸引教徒，欺瞒世人，甚至还闹集体自杀，简直是不敢相信世界越文明，宗教越落伍。这是现在世界宗教市场的简述，佛教界宗派太多，又分成南传上座部佛教，汉传大乘佛教，藏传佛教（又分藏密、汉密、东密各派），彼此间有时也互不相容。佛教界是否该检讨个对策，如何才能稳定佛教信仰人口的增长？弘扬真正的佛法！
二、学者与非学者的问题
所谓学者，就是受过高等的教育培育，得到高等学位，而按学术研究的标准，在做学问探讨的人。严格地说，学者的研究是要有方法的，每个学科有该学科的方法论（Methodology），不能凭空乱写，凡有论述，要有证据根源。中国古代论述佛法的多半是僧人，西方研究佛教的多半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等，前者注重佛教教义的诠释及引申，后者因為語言的隔閡，没兴趣学习教义，所以多半作些训诂、考据，校勘的工作。古代中国僧人拿起佛经就寫论作疏，洋洋洒洒，自由发挥的淋漓尽致，甚至还伪造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佛经就头痛，没有汉文、梵文的语言基础，根本上難以研究佛经的。
1995年在国际佛教研究学会的学报（JIABS）上，美国学者D. Seyfort Ruegg 的论文中，曾提出版本校勘，名相解析，哲学诠释是西方研究佛教哲学的三个步骤。
许多西方佛教学者（包括日本的佛教学者）在研究佛教的方法上，首先就是要确立佛典的可靠性。许多的学者在研究佛经时，并没有宗教信仰的情怀，只是从考古学、文献学，从历史研究的方法上去探索佛教原始的经典，甚至从语言学、语音学的角度去对经典尤其是咒语进行比对、校勘。有些学者直接从原始的梵文本、巴利文本，中亚语文本（最近中国发现西夏文本就是一例）的原始文献中着手；有的学者（尤其是亚洲学者）精通汉文，而且日韩的佛教大藏经都是翻印中国古代的大藏经（例如韩国的高丽藏是在公元1025年根据中国的《开宝藏》及《契丹藏》而翻刻；日本的大正藏则在公元1902-1905年间根据中国《黄檗藏》而翻刻，其后修订共有8个版本之多）。所以，从汉文大藏经作比对校勘的研究。近年也有许多的学者，从藏文“丹珠尔”大藏经去比对，校勘与汉文大藏经的区别差异。这些中外学者们，都以为只要经过不同版本的校勘与训诂的改正，就能够得到佛法的客观意义。基本上这是治学研究的基础，汉传佛教甚至还有“离经一字，即为判教”的严重警告，但中国的禅宗却又说“执于名言，死于句下”之说，反对太注重语言文字。这种考据训诂的研究方法的确发现许多佛经的问题，所以才有“汉人造经，藏人造论”的说法。佛教自汉朝传入中国以后，先是由西域僧人前来中国（如安世高等）翻译佛经，有的从梵文，有的从西域中亚文再翻译成古汉文。之后有中国僧人如玄奘大师等，直接去印度学习梵文佛典，返国后翻成古汉文，这些佛经从印度到中国，从梵文翻成古汉文的过程，相信难免有失实之处，甚至有多事的僧人学者自编自造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中国被发现的偽经特别多，就是找不出经典的根源。前时读某國一位学者研究了弥勒的历史考证，发现这个人并不是说”瑜伽师地论”的弥勒菩萨，所以就写了一篇论文，因为没法考证弥勒，就怀疑并否定“瑜伽师地论”。这下子麻烦了，玄奘大师不辞千辛万苦跑到印度最高佛学院—那兰陀寺，亲自听受院长戒贤大师的教诲，听了二遍，再回中国翻了多年，结果这千年功绩，却要被一位学者以“查无此人”给整个否定了。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学术谋杀 ，历史学家的精神固然值得钦佩，但这些学者们的假设或推论也不一定正确，结果却对佛教造成特别的伤害。
近年来，还有人专门在研究原始佛教的东西，居然结论是只有原始佛教，原始经典——如阿含经，才是世尊亲口说的，才是真正的佛法，其他所有的龙树大菩萨所宏扬的大乘佛教都不是世尊的教诲。我前阵子在美国与某佛教团体辩解，他们只承认原始佛教（还好承认了一点，否则岂不挂羊头卖狗肉了吗），不承认大乘佛法，不承认华严经，不承认天台五时判教所说的大乘佛理。这下子整个大乘佛教的基础全被否定，真不知要如何是好。世界的历史进程仍是个谜，佛教早期的进程也是个谜。怎么这些拿了高学位不用大脑的学者们，就这么荒唐，以自己有限的知识及证据就对一些不知道的事妄下结论呢？可悲的是，还真有那么多人却相信这些学者、专家、学僧们的断论。
中国历史上的僧人及现代中国学者也同樣有妄下结论的问题存在。据《出三藏记集》的记载，中国僧人继经疏译经之后，同时涌现大量由中国僧人发挥经义的论著，到宋明帝时（公元466-472）此类书已是“记论之富，盈阁以韧房，书序之繁，充车而被轸”。但是现在中国的学者却又跟着西方学者之后，在热衷研究方法论，诠释学之类，研究杀鸡到底是要用牛刀、弯刀还是小刀，还在研究刀的品牌，是哪里制造的。西方学者有语言的认知问题，当然要想出个方法来解决学术的要求，而西方学者对佛经的翻译，虽然也有成果，但百年来却连汉文大藏经的十分之一都没完成；相对地看看现在佛教的书籍市场，充斥着大量所谓非学者的著述，有些是有一点灵感，就大书特书；有些是被附体好像通灵了，也出些牵强附会的书，更有鬼话连篇的附佛外道的论述；当然正法的书也不少，正派的佛书也很多，但比起畅销的佛书，那是正不胜邪，可怜兢兢业业搞学术研究的大著，却没多少人看得懂，更别说畅销了。
所以，今天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到底学者们的研究，只能在几位知名的学者间流通，还是能够普遍被佛教徒们接收？还有那些大量非学者们的畅销书（学者根本不会采信的），却深深地影响佛教的慧命，甚至附佛外道似是而非的论述，大量地充斥在最基层的民间，与民间信仰甚至邪教混为一谈，頗受欢迎，流通深远。这是值得学者、法师、教徒們深思的一个问题。
三、学院与非学院的问题
宗教的宏扬靠知识，知识的成长靠学习，学习的培养靠经院。无论正式的学院，或非正式的学院，都要涉及生源、师资、教材、宗派、方法等问题。以下将分别作一个检讨。
（一） 生源问题
首先是正式生源的问题，又分为宗教性及非宗教性生源。前者如佛学院、神学院，后者如一般大学的研究所、大学哲学系，或东语系。佛学院在中国正式在宗教局登记的大约有30几所，在海外其他地方，由佛教寺院自办的所谓佛学院数量不详，但也为数不少。在正规的大学中，过去对于宗教的研究均附属在哲学系或东方语文系，被当做是一门附属的科目。在中国的大学中设立单独的宗教系，也是近年的事。但是许多大学的宗教系，也不过是象徵性地把原来的哲学系中有关宗教的部分分割成二个招牌而已，甚至有的系主任还兼任两系主任，而许多挂着宗教研究所的名义，也不过是安排几位退休教授的出路，甚至不招收研究生的。在日本则有好几所佛教的大学，台湾也有几所佛教大学，是教育部核准，与一般大学学科相同并可以颁授学位的。至于美国及欧洲的佛学研究均附属在哲学系或东语系中，当作一般大学招生。因为欧美的神学院历史规范较久，所以生源不是太大的问题。
（二） 师资的问题
在欧美大学哲学系或东语言系中附属的宗教或佛教研究的师资，基本上都是正规大学毕业，拥有高等甚至博士学位的学者，尤其这些学者，必须要有很强的外语能力，去年我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佛教组主任.Robert Buswell 教授(他也是美國亞洲學會現任會長)见面时，我送了他一套我编的华严经疏论彙要，他马上拿出中文原文版的彙要与我的书比对原文，让我吓了一跳。至于欧美的神学院那师资更是一流。反观亚洲各国，除了日本的佛教大学师资很强，其他地区师资一般；而中国的正规大学中对佛教有很深研究的学者，多半是老一辈的学者，中间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断层，佛教是禁忌，新一辈的学者、人才也很多，但要有成为大家的气候，还须努力。至于佛教寺院自办的佛学院，基本上都是住持老和尚的发心，而且宗派思想的影响较大，培养了几个子弟还行，有点像私塾学徒，师父会什么经，就讲什么经，师父会什么就学什么。而且，山头门户之见很深。
（三） 教材的问题
欧美的佛教研究学者，从19世纪就开始陆续把重要佛经翻译成英文，但是西方学者的翻译主要是从梵文原本或巴利文本去翻译。日本韩国中国的学者，都是从汉传大藏经的版本中，甚至敦煌文献中去做诠释。日本曾有单位聘请美国学者，把大正藏翻译成英文。但是无论如何，西方所翻译成英文的大藏经内容还只有十分之一，还需要相当时间及几代学者的努力，才有可能把全部汉文大藏经翻成英文。至于南传巴利文大藏经，由于数量较少，英国已经出版了英巴文大藏经。至于藏文甘珠尔大藏经，近年随着藏传佛教在欧美的流行，也有许多欧美人士协助翻成英文。中国政府也很注重汉文大藏经的编辑工作，按1982年到1997年，由社科院前宗教研究所长任继愈教授主持，中华书局出版中华大藏经（漢文部分）正编共106册；现在中国政府又在支持整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仍由任教授主持（2009年病逝），杜继文教授等负责，将收录4000种以上，字数在2亿6千万字，据说动员了全国佛教学者200多位，分别校正、注标点等工作，预计5年完成，这将是继200年前清朝乾隆大藏经整编之后，中国人最大的佛经整理工作。而且选入藏的年代，下及当代，相信这个工作，对当代佛教学者、高僧的贡献，将有一个应有的评价。除了，对原文经典的重编、重翻工作，当代也有许许多多由学者或僧人或作家对佛经的个别翻译、诠释、宏扬，都有许多大量的出版。笔者，自1998年开始整编佛经成为科判表解的形式，在美国及台湾出版以來, 有些佛學院已選作教材,甚受欢迎 ; 2008年筆者在中国首先在宗教出版社的合作下，出版了华严经选集，并在北京大学宗教系举办新书发布会，亦颇受中国学术界的重视。笔者在2009年9月开始在西安大慈恩寺闭关一个多月，开始着手重编玄奘大师的600卷大般若经，作成科判表解，并将陆续翻成英文。希望能呈現給佛教界。
（四）方法的问题
任何学科及科学都有特殊的研究方法（Methodology）.宗教也是一样，佛教由于其经论复杂，更要注重研究方法。佛学前辈杨白衣在其『佛学研究法述要』一文中指出：佛教的研究方法通常有二类：一、为组织的研究法，即从平面、空间来把握的方法；二、为历史的研究方法，这是从立体视觉上来把握方法。然此二种方法不能有所偏重，必须互助兼顾进行，否则就变成畸型的学问了。
组织的研究法又分为形式（研究佛理）和内容（研究教理）二类。例如：研究一经一论即属前者，研究真如、法相、八正道、六波罗蜜等之内容则属后者。
历史的研究亦分为二门：一、为理论（研究教理史），二、为事实（研究教团史）。此中，理论——教理史的研究，复分：以因果关系为主的研究方法（发源的经过）和以比较同异关系的研究法（教理的比较）二类。例如：研究根本佛教和发达佛教的关系，以及龙树的思想和天台教义的关系者，即属于前者。反之，若比较上座部和大众部的教义关系者，即属于后者。
而吕澂教授在其『佛教研究法』一文中，也指出佛教的研究方法分四方面，即
 
杨白衣先生更强调史学及其他学科对佛教研究的重要。他说：研究佛学，绝不可离开史学，故宜透过历史把握盛衰因果，做为今后之借镜。佛教史学系研究佛教精神如何表现于种种文化现象（痕迹）的科学；所谓文化现象就是：宗教、哲学思想、艺术、语言、政治、经济以及其他学术。佛教精神究竟怎样地影响这些文化现象，而构成了怎样的文化姿态？佛教史学的使命，就是穷究此种关系的人文科学。
从现代的学术立场看，学问的内容可分为：科学、哲学、艺术、宗教四大部门。此中，科学的领域包括：理想科学（数学）、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精神科学；艺术的领域包括：空间艺术（绘画、建筑、雕刻等有形艺术）、时间艺术（音乐、文学等无形艺术）；哲学的领域包括：认识论形而上学、美学、社会哲学（伦理、宗教、社会、教育、历史、政治、经济、法律等哲学）；宗教的领域包括：自然宗教、伦理宗教、普通宗教。此四大部门，虽然都为人类心性——智、情、意的具体表现,但得说科学和哲学是理智的产物 ，宗教则为三者的综合。
而西方研究宗教的学者，除了对各宗教教义的研究外，许多社会科学的方法也都陆续被引进到宗教研究的范围，例如：（以下引自Wikipedia）
- 宗教哲学（Philosophy of Religion）其中一个主要哲学研究支流，主要研究题目为神的存在、宗教本质、创世、神迹、宗教行为、罪恶问题、并比较宗教与科学或其他道德标准的关系。有信仰者与无信仰者也可研究宗教哲学。
- 宗教史学（History of Religions）始于19世纪末叶，研究宗教起源、发展及其性质的学科，与考古学、古语学等学科交叉，也可只研究某一特定宗教的历史（如佛教史），或只研究某一因素的历史（如宗教观念史）。
- 宗教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Religion）为现象学运动的一部分，而其本质和研究目的仍在宗教学者间存在争议。宗教现象学可概括分为描述性、分门别类式、探求本质，意义和结构为目的之研究。而宗教现象学的方法一直被视为艺术。
- 宗教社会学（Sociology of Religion）是研究神灵观念的产生、信仰神灵的社会因素和宗教信仰对社会生活之影响。实际上，宗教社会学是研究宗教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为社会学分支的学科。
- 宗教心理学（Psychology of Religion）创立于19世纪末期，创始人为詹姆斯（William James），他在其著作《宗教经验的种种》中讨论了宗教井沿问题，宗教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个人及群体在宗教活动中特有的心理现象（现象）、宗教对个人心理过程和个性特征发展的影响（影响），广义的宗教意识及宗教情感等，以心理学角度研究宗教起源、功能、意识本质、意识起因、意识发展、宗教经验的心理反应、宗教象征的心理作用等，涉及观察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精神分析和深层心理学等。在宗教起源问题方面，主要学说有认知说、情绪说及意动说。而在宗教功能问题上，主要认为有利己、价值、认识、合群社会化等功能。
- 宗教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Religion）始于19世纪，研究处于无文字阶段的原始民族中的宗教信仰及各种因素、探索远古时代的原始宗教。与宗教社会学不同的是，它较倾重于原始宗教。随着西方殖民扩张和传教活动发展，宗教学家在大洋洲、非洲等地的原始部落中进行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土著文化及其宗教资料加以整理，令宗教人类学得以迅速发展。宗教人类学着重传统的田野调查、统计学及象征体系的比较方法，与民俗学及民族学交叉。代表学说有万物有灵论、前万物有灵论、巫术论、原始一神论、功能论及神话结构学说等。
而台北林镇国教授在他的“当代欧美佛学研究方法之省察”一文中，特别介绍欧美以语言文献学的方法对佛学研究的情况，他在文中指出：
“一般认为，西方的佛教研究自毕尔奴夫（Eugene Burnouf，1801-1852）之后进入新阶段，开始所谓的“现代佛教研究”；此学风并于十九世纪末传入日本，形成与传统佛教研究分庭抗礼，甚至于取而代之的局面。现代佛教研究的特色是建立在语言学（Philology）与历史文献学（textual-historical criticism）的方法上，直接从梵、巴、汉、藏中亚语言的原始文献，以及其它的考古资料（碑誄文物），进行文本（经典）的校勘解读，以重建佛教教义与教派的发展史。此学风自战前的欧洲学界到战后的北美学界，从西方到日本，都是主流。台湾的佛教研究自八十年代起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亦以此学风为典范。”
“ 关于欧美佛教研究史的整理，一直有人在做，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狄雍（J.W. de Jong）《欧美佛学研究小史》（1974）及其后续增补的第二篇报告，将西方的佛教研究从亚历山大帝到1990年代为止的发展与资料，予以彙(汇)整介绍，算是十分周全。狄雍以语言文献学研究中观学著称，他的研究史回顾对于吾人了解欧美的佛教研究很有帮助。除了狄雍，尚有多人从事相关的报告，如孔哲（Edward Conze），裴利（William Peiris），韦尔布（Russell Welb），普雷比叙（Charles Prebish），鲁埃格（D. Seyfort Ruegg）,艾可（Malcolm David Eckel）等人。”
所以，如果把佛教当作是一个学科来研究，则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研究方法，都有其特色及贡献。但是，如果把佛教当作是一个宗教来研究，现在也有人在作比较宗教学，比较各宗教教义的异同，那就会牵涉到宗教情感的问题。而每个宗教都认为自己的宗教最好，恨不得大家都信一个教。所以，宗教的單元论还是多元论，又成为宗教人士争执不休的问题，甚至动用武力及战争，想解决宗教信仰的问题。西方宗教多元论及反对的论调很多，如，多元论者主张世界各大信仰虽十分不同，但这只是我们称之为神或上帝在生活中同等有效的理解、体验和回应方式。希克认为各宗教就像“瞎子摸象”的道理，我们不能断定哪一种宗教才是真的，因为真相很可能永没法被完全证实，各宗教只是“不同的灯，相同的光”。
然而反多元论者认为这根本破坏了宗教的本质，如果承认其它宗教也是对的，那各宗教教义、圣典就欠缺了独一性。瞎子摸象非共享一终极实体的不同面，而是全都错了，尾巴怎么也不可能代表象！除非有人能说出整个象的实体，否则各宗教站出来对话，只是一对瞎子乱说，与其说全部都有理，不如说全部都错。另外，反多元论者认为要求基督教与佛教徒谈话，又要与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取得共识是不切实际的，这只是一大堆盲人乱说一堆，与象的形态越来越远。（Wikipedia）
杨白衣在他文章结尾时说：佛学之研究法如序言所说，必须涉及时空二方面来把握。不过，首先应弄清楚的是佛教的基本原则，即：以“人为本”的根本立场。倘若违背了此一原则，那么，其研究亦将无法契合佛陀开创佛教的精神了。佛教是彻底于探究“人”的宗教，所以既不追求外在神与人之关系，亦不妄想神灵的救助。由外表看佛教，虽然也有祈祷、消灾、礼拜等等行事，但这是第二义的副产品，并非佛教的主要工作。如果有人想以一般宗教概念来衡量佛教的话，那么我们敢说他不特终究无法找到半点儿相似的东西，且将认为佛教是非宗教了。
所以，佛学或佛教的研究，基本上是有区别的，当然方法上就要有选择性了。
C．结论
现在世界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过程中，世界的经济层面、科学层面、医学层面等已经相互在趋于许多的共识。但是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由于牵涉到意识形态及种族优越感的情绪，要达到全球化是件不容易的事。但是，至少现在世界各主要宗教间，开始对话，开始承认对方的某些特点，甚至基督教人士也在学静坐，东方人士也在庆祝圣诞节，这些东西文化及宗教的沟通，也许可以促进人类放下战争，争取世界的和平共存。（2009.11.11于美 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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